必威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能源、物质和信息总是在互洽同演进。其间，能源与动力系统的先发性变革，往往会带来物质的制造、转化、运输和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的重大革新。世界发展历史表明，唯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是创新驱动的直接成就，也即以新科技带来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创造新供给、引发新需求、缔造新生活、发展新经济而实现的。国外研究表明，高技能人力资源（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和高水平能源技术（意味着较低的能源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和印刷机等发明，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西欧成人识字率大幅提高，如英国从6%到53%，荷兰从10%到68%。因此，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和荷兰的工资水平非常高，伦敦是18世纪全世界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崛起中的美国，因其地广人稀，工资水平更高。熟练的普通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同期英国同行的114%~129%。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在1860—1890年间增加了大约50%，在1890—1914年间上升了37%。

　　高水平的工资收入，意味着需要低廉能源来弥补。英美等国都大量开采新能源，相关技术创新处于时代最前沿。1800年，英国生产、消耗的煤炭总量达到1500万吨，约占欧洲煤炭消费总量的85%。德国崛起时，产煤量从1890年的8800万吨增长到1910年的21900万吨。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石油产量的65%、世界煤产量的39%。美国还开启了电力革命，1889年，电能在工业用能中占比不到2%，到1919年，电能就超过了31%，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城市住所中有近1/2使用电灯。

　　高水平工资、低价格能源，直接导致了必须想办法利用动力和机器来替代人工（需求侧），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得到高度重视（供给侧）。由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器、装备和工具被发明、被运用，社会分工不断专业化、精细化，收入提高、消费旺盛，形成了经济的正向循环激励机制，大国由此而崛起。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从创新经济学视角来看，实际上是1990年代开始的第五次经济长波进入下行阶段的常态化表现。从能源变革的大视野来看，意味着新一轮能源变革正酝酿之中，因为新的制造业是构筑在新的能源体系之上的。

　　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认为，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能源变革。第一次以煤、蒸汽机为重点，第二次以石油、内燃机、电力等为重点。两次能源变革造就了英美两个大国。其塑造制造业新体系的基本路径为：新能源及其新的利用方式（煤、石油、电）——新动力装置（蒸汽机、内燃机、燃气轮机等）和新材料装备（冶铁、炼钢、合成材料、铝、钛等）——新交通基础设施（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与交通装备（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新的周边及衍生制造业和服务业等。

　　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直到1965年才被石油所超越，石油峰值的来临，可能要到2040年左右。目前，石油（33%）、煤（29%）、天然气（24%）依然是一次能源的主力军，这很大程度上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宏观影响。而崛起中的大国，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则超前于时代。这是因为能源替代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如从1712年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成功运转，到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制造，历经64年；从1876年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到1914年福特流水线年。

　　今天，新一轮能源变革的历史机遇开始垂青中国。对我国而言，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时，应抓紧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和能源技术创新，以创新驱动实现大国崛起。

　　提高对能源变革的战略认识，不能局限于能源被动适应制造和服务的思维，更不能仅就生态等来认识能源变革，而应把能源变革作为迈向世界制造强国、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先导。

　　强化能源技术创新的投入与突破，逐步掌控聚变能、氢能等的核心技术，持续提高新能源占比，逐步形成世界范围内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

　　促进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强化智能互联网、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联动发展，激励能源动力与交通装备、基础设施、新物质创制、人工智能等融合创新，在能源生产、输送、交易、消费等领域形成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体系。

　　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发展，培育和发展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产业及其技术发展的跨国公司，增强国家能源开发、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战略协同，注重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能源规制创新联动起来，构筑起支撑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石。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端的能耗会大幅度的增加，提倡激励低碳生活和消费模式，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出政策性部署。从经济手段和社会公德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千万不能出现能源消费上的亡羊补牢，另外为了实现低碳发展和低碳消费，有关消费和节能的产业，应该得到鼓励和政策性支持。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端的能耗会大幅度的增加，提倡激励低碳生活和消费模式，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出政策性部署。从经济手段和社会公德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千万不能出现能源消费上的亡羊补牢，另外为了实现低碳发展和低碳消费，有关消费和节能的产业，应该得到鼓励和政策性支持。

　　2016年底，北京、华北、乃至全国范围出现的持续性的雾霾天气，已经引起了媒体、自媒体的热议，刚开始人们还是调侃，转而是抱怨，甚至是担忧。现在开始已经出现了愤慨，老百姓有一点觉得不对了。一个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不要因为雾霾而导致社会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确实要把治理雾霾当做大事要事来抓，力争早日好转。我们再分析一下，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能源的问题，以及与能源有关的产业结构问题，因此像中央明确提出的，要进行一场能源革命，从生产、消费、科技体制方面实现突破。我理解，能源革命是一场残酷且痛苦的变革。可能会在传统的构架上伤筋动骨，可能会有利益的重组和分割，可能产生布局的调整，有振荡。但是，这是形势所迫，必须要做的事情。

　　迎接这一挑战，我们会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向前迈一步，我们要抵触它就会在大浪淘沙中被远远的抛在后面。

　　针对能源革命我想应该在一些理念和思路上实现一些转变，我认为有三个根本转变。

　　转变一，不能用过去的发展模式来外推未来，那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思维，而是要用未来的趋势和目标倒逼现在的行动，这才是战略和策划，是战略思维。试想，社会对待严重的雾霾，还有多大的容忍度，还能容忍多长时间，如果说照搬西方的经历，再用十几年，二十年得到治理的话，许多人是无法接受的。几亿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事实将难以承受，为了GDP牺牲一代人的模式实在是不可取的必威。所以说治理雾霾不能等，不能靠，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手术。

　　转变二，着眼于一轮工业革命大浪潮，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制造、新硬件，已经对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产生巨大冲击，颠覆式的技术已逐渐占领市场，尽管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但是必须为跨越有足够的准备，就是技术储备和结构的搭建。否则会在今后突然发现，在庆幸我们取得某些进步的同时，又被新一轮的竞争远远的抛在了后面。改革就要痛下决心，就会有损失，特别是暂时利益的损失，如果以当前的损失为借口，不进行改革，那么今后的损失将会更加巨大和无法挽回。以维护当前局部利益而损害长远的整体利益是愚蠢的做法，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做法。为实现中国的转型，首当其冲的是能源转型，转型中的镇痛，比如说转型过程中有就业问题，过剩产能的投资处理问题，是可以通过社会制度和社会互助，以及发展新经济来得到缓解。

　　转变三，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需要跳出传统，另辟蹊径，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现阶段的自主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强音。解决能源问题，需要从能源的瓶颈上实现突破，下面是我对能源瓶颈的理解。中国能源结构仍是以煤为主，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不足，目前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是60%和30%以上，估计今后还会大幅度的提高。石油，天然气固然比煤清洁，但是靠进口，并非是长远之计。如果能源转型，过多的向石油，天然气转化，将来可能会出现风险加大，油气管道的安全，以及中国无法控制的世界油价会成为捏在别人手中的软肋。因此要以中国的禀赋为基础，清洁煤和非化石能源发展，应该成为中国能源的主线。只有在这个方面实现突破，中国才能腰杆硬，清洁煤和非化石能源的投入和相关政策，应该加大力度。

　　非化石能源很重要，可再生能源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可再生能源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产业，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弃风、弃光、弃水的现象。绝不能把可再生能源当做过剩产能来看待，究其原因恐怕其中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和利益的博弈。传统能源供应体系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也就是能源大生产、大传输，必须通过电网再分配，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方式，且容易形成垄断。在共享经济的时代，扁平化、网络化是大趋势，在能源领域，将会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通，生产与消费的互动，人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自下而上的供需模式应运而生，分布式能源体系，微电网，局域网，储能电站应受到鼓励和支持。但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还是相对缓慢的，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智能电网的根本出路，在于分布式能源体系的强大，如果只把传统电网的智能化突出的话，我认为是一种误导，应该修改《电力法》，把修改《电力法》摆在议事日程上，特别是电网公司的功能，一定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核电是非化石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进程产生影响，不能说是福岛咳嗽，中国感冒，但是影响是我国核电发展延迟了许多年。中国核电研发的进步，有可能为能源革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核能的发展也不能忽视。

　　中国能源问题的另外一个瓶颈，是能源利用效率问题。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12.1%，但是消耗了世界25%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美国的3.5倍，是日本的5倍，这说明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整体仍处于低端，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改革和升级空间，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是今后一段时间艰巨且具有潜力的任务，能源利用效率应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能源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侧，目前，中国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比例是7：3，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倒过来是3：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端的能耗会大幅度的增加，提倡激励低碳生活和消费模式，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出政策性部署。从经济手段和社会公德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千万不能出现能源消费上的亡羊补牢，另外为了实现低碳发展和低碳消费，有关消费和节能的产业，应该得到鼓励和政策性支持。

　　本文选自《战略与管理·专题报告》2017年02月“国家能源协同战略”专题，对本期专题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下方“阅读全文”或致电我们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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